怀念父亲侯小风

　　

来源：珠江（美篇）

　父亲侯小风病逝于1988年1月4日，至今已经整整35周年了。作为儿子，我也由当时的而立之年进入古稀之年。趁目前头脑清晰，身体尚好时，回忆父亲的生平并编辑此文，在怀念的同时，也为子孙后代延续前辈的荣光，留下一点宝贵的图文资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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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于1917年4月出生于甘肃省武都县（现陇南市武都区）一个殷实的家庭。在家乡读完私塾后，他外出求学，先在四川绵阳上中学，后到上海大夏大学（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）就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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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山傍水的陇南市武都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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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日大夏大学，今朝华东师大

　　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，进逼华北，威胁全中国的危急时刻，父亲弃笔从戎。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短暂时间，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及其军队的黑暗腐朽，极度反感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不平等，对日作战屡战屡败，一溃千里。

       1938年10月，父亲毅然脱离国民党军队，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，进入我党领导的太行抗日根据地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5分校学习。在此期间，父亲用切身体验对国共两党进行了深入比较，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，自觉选择了跟着共产党，抗日救国打天下的革命道路。

       抗大毕业后，父亲分配到八路军129师皮定均任团长的特务团任作战参谋；不久，特务团扩大为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，父亲先后任分区司令部作战参谋、干部轮训大队队长、磁武独立团参谋长等职。参加了百团大战、白晋铁路和磁县、武安地区破击战等一系列战役战斗，并在对日军战斗中负伤致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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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行5分区司令部旧址：河北涉县西达村坐北朝南的一个地主宅院。皮定均等分区首长住东厢房；西厢房住分区警卫分队；正面的二层土坯房住包括父亲在内的司令部机关人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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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期间，父亲在特务团团长和太行5分区司令员皮定均的领导下工作了较长一段时间，深受其教诲和影响，促进了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干部向工农化、实践化的转变。1954年，皮定均得知父亲近况后，特意写了一封情谊深长的信件，并随信赠送了这张珍贵照片。

　　1945年10月，在反击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平汉战役中，高树勋率新8军战场起义，改编为我党领导的民主建国军。父亲受命担任该军参谋处长兼作战科长，并参加了日后粉碎该军部分反动军官企图叛乱投敌的图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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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冀鲁豫军区在武安县伯延镇召开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。包括父亲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被派到该军任职，参加对旧军队的改造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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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47年9月，冀南军区部队与民主建国军合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，父亲改任纵队侦察科长。随后，10纵挺进大别山，携带大量金银纸币、弹药物资及补充的新兵，支援先期进入大别山的部队。据父亲生前回忆，进入大别山后，他带领纵队先遣侦察人员率先找到中原野战司令部。邓小平政委见到10纵的同志格外高兴，与父亲围坐在炭火炉边，一边听取10纵情况的汇报，一边用炭火烤红薯请父亲一行充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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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按照刘邓首长指示，十纵从大别山西进开辟了桐柏根据地，十纵兼桐柏军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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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随纵队参加了襄樊、宛东、宛西战役和解放邓县、花园及剿匪战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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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期间，按照278团的条件，父亲与母亲闫志广（纵队卫生部军医）结为夫妻，并相伴一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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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3月，以陈再道任司令员的河南军区（兵团级的二级军区）在开封成立。父亲由58军（10纵改编）侦察科长调河南军区任作战科长兼司令部办公室主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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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河南军区与战友合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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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（前排右三）与河南军区作战科的同志合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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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出生于开封的哥哥汴生在一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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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2年，父亲调往广州，任中南军区司令部队列处副处长，从长期工作的“2野”转入“4野”领导机关的新环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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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南军区高研班集训时留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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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（二排左一）与高级干部研究班的同学合影。当年的我军师职干部真年轻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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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3年7月，我在广州出生。父亲此时正随中南军区见习团奔波在抗美援朝战场。他虽然沒有第一时间见到我，但给我起了一个颇具广州地域特点的名字：珠江。

　　1955年，中南军区划分为广州和武汉两大军区。拟任陆55军副参谋长的父亲与其它几位此前从河南军区调广州的干部，应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要求，重新分配到武汉军区机关工作。

        父亲被任命为武汉军区司令部组织编制处（后改称军务处、军务部）首任处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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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，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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勋章证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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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抗日战争中的营连干部

        在解答“抗战时期的团参谋长为什么不能评二级勋章？”时，父亲平静的说，评定军衔和勋章时，太行军区各军分区的作战、组织、保卫科长定为副团级，宣传、民运等科长则定为正营级。作战团也分为大团和小团，大团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定为副团级；磁武独立团是小团，参谋长被定为正营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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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级解放勋章授予解放战争中的师级干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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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武汉军区司令部军交部长罗孟刚在军区5号办公楼南门合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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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使用的军训笔记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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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8年，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师以上主官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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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排左一为父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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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在军委扩大会议上，就现行编制军衔一职多衔的弊端提出批评意见。如今，新修改的军衔制终于取消了一职多衔，实行了一职一衔，职务与军衔直接挂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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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忙中有闲时，喜欢带孩子们上街、出游。这是1959年摄于武汉新文化照相馆的“全家福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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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家在武汉东湖风景区留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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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与哥哥、姐姐和大妹妹留影于武汉长江大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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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宝通寺留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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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对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古迹相当熟悉，1960年赴北京军区参会时，忙里偷闲游览张家口赐儿山云泉寺，前排中为父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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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任军区司令部机关党委书记的父亲（二排右十）参加军区直属队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。二排左十二为军区参谋长、军区直属党委书记闵学胜将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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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0年，父亲晋升大校军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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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1年9月至1962年7月，父亲在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深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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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前与同组同学合影留念。前排左一为空1军副军长马宁，左二为武汉军区军务处长侯小风，左三为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陈宜贵，左四为济南军区炮兵政委李书全，左五为北京炮校政委史有和，左六为陆47军政治部主任白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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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末，父亲（右三）与同组同学马宁（右一）、白平（右二）、袁洪辉（右四 时任浙江金华军分区司令员）、马锐锋（右五 时任陆16军副参谋长）、段建银（右六 时任江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）着便装合影。放假休息，个个喜笑颜开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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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期间，参观北京十三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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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期间使用的保密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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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后，母亲带我和小妹赴北京一游并随父亲回武汉。那时的我不喜欢照相，父亲只好携小妹留影于九龙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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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5年取消实行十年的军衔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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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套改行政10级

　　1966年1月，父亲升任武汉军区炮兵副政委（副军职）、党委副书记。我问为什么要由军事干部改为从未当过的政工干部时，他说可能与他长期担任军区司令部机关党委书记有关。

       多少年后，才从知情的老首长口中得知，武汉军区曾报总部，拟任父亲为军区副参谋长。总部以和平时期一般不能越级提升为由未批准。为此，先让父亲到军区炮兵任副军一职，过一段再回军区司令部工作。

       66年1月下命令，父亲一直在处理司令部机关遗留问题，直到8月才到军区炮兵报到。几个月后，又被抽调至武汉军区“支左”指挥部，与司、政、后三大部的3名副职首长任指挥部副主任，父亲为常驻副主任，负责日常工作。67年3月，他随军区陈再道司令员、钟汉华政委赴京向军委和“中央文革”汇报“支左”工作并参加军委扩大会长达一个月之久，见证了江青等文革新贵的专横跋扈。

        武汉“7.20”事件后，陈再道、钟汉华被打倒，军区其它首长基本“靠边站”。在“洗牌”中，长期受陈再道直接领导并器重的父亲自然出局。对此，父亲泰然处之，从无怨言，在此前生疏的政治工作岗位，努力实现由外行向内行的转变。但遗憾的是，他在团、师、军、兵团、战区五级司令部近30年的时间，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业务能力，最后未能得以充分发挥，未能为司令部建设做出更大贡献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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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年10月，高炮63师召开第四届党员代表大会。父亲率军区炮兵工作组到会指导，并代表武汉军区炮兵党委讲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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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值“文革”风起云涌时，手执毛主席语录呼囗号是“规定动作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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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8年秋，毛主席在北京接见武汉军区参加中央学习班的团以上干部。军区炮兵司令员吴忠泰（二排左三）、副司令员范景明（一排右三）、副政委侯小风（一排左二）、副参谋长李觉先（二排左四）、副参谋长李拌池（二排左五）与炮兵机关正副处长在学习班合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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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8年，我和哥哥、姐姐即将离家参军前的“全家福”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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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9年3月，到郑州检查工作的父亲与哥哥和我摄于花园路照相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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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姐姐、妹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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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看书学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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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7年，父亲（二排中）在高炮63师609团检查工作时，团长王为大（二排右）陪同参观郑州邙山黄河大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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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初，武汉军区组织军师干部赴杭州参观“硬骨头六连”，父亲在西湖留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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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（右一）与军区副参谋长吴忠泰（右三）等在西湖三潭印月留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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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6月，父亲退出领导岗位离职休养。组织征求意见，是当顾问还是离休？他不迷恋官位，明确问答：一杆子插到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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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休后，受武汉军区孔庆德副司令员（原10纵副司令员）委托，父亲负责组织写作班子，编写刘邓大军南征记中的10纵篇章。这是父亲（二排右三）与写作组的同志寻访襄樊战役旧址时合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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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时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信俊杰邀请，赴庐山风景区避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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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接待当年10纵的老战友，前排左为原10纵通信科长，后排右一为原10纵管理科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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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步至军区炮兵办公大楼前留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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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年到青岛二疗休养时，在海边留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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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孙女菲菲与外孙贝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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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孙子延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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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外孙女珂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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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与母亲相濡以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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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年的全家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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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年与我们小家最后的合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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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写给我的亲笔信。

　　父亲退休后，一直与病魔顽强抗争。1986年，当得知自己的肠癌已经扩散后，他给我写信说：“人的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，我参加革命时，就沒有想到会活到革命胜利，更沒想到儿孙满堂这一天！真正的唯物主义都应当视死如归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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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于1988年1月4日在武汉总医院病逝，享年71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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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老首长、老战友、老部下参加追悼大会。

　　父亲的军旅生涯，没有担任过作战部队的主官，沒有直接指挥过有重大影响的战斗，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。但他不论在任何岗位，都是一个德才兼优的人，一个公道正派的人，一个严谨细致的人，一个脚踏实地的人，一个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的人。因而也是一个受众人赞扬，享有崇高威望的人！

       他逝世时，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整整10年，淡出了许多人的视野；原任职的武汉军区炮兵也早已撤编，不可能再由原单位组织官兵参加他的追悼会。但敬佩他的为人，自发赶来要送他最后一程的人们却络绎不绝，挤爆了武汉殡仪馆最大的吊唁大厅。有的人可以通过又跑又送获取很高的职位，但这样的人绝不可能做到“政声人离去”。

        父亲虽然走了，但他的风范永在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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